江西省教育厅发布公告称，尽管对未回省履约的往届毕业生持续公开通报和督促，仍有18名免费师范毕业生未办理履约手续。目前，省教育厅已将这18人作违约处理，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冻结其人事档案，不签发或改派就业报到证。
近年来，每到毕业季，有关免费师范生违约的话题就会“如约而至”。这一政策自2007年实施以来，已经贡献了数以万计的基层教育人才，对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然而从2011年首批免费师范生毕业开始，违约问题就层出不穷。
说实话，这个问题有点复杂。一方面，接受免费师范教育属于契约关系，对于违约行为严惩不贷理所应当；另一方面，站在学生的角度，他们年纪轻轻，想法、心态“千变万化”，因此也需要政策弹性，需要更“人性化”的退出机制。
怎么办呢？过去几年，公众讨论甚多，对策也无非是以下几个。首先，提高基层教师待遇，强化激励机制，从而提升其职业吸引力，让免费师范生“不想违约”——这当然是治本之策，但是要做到这一步尚需时日。
其二，提高违约成本。赔偿违约金也好，记入“诚信档案”也罢，这都是为了提升制度规范的震慑力和约束力。不过这一对策也有“副作用”，比如会让很多孩子对其望而却步，而且，“强扭的瓜不甜”，如果有学生已经无意于从事教师职业，又在压力之下勉为其难，一旦消极怠工、混沌度日，只会带来更大的损失。
其三，政策调整。当前，免费师范生政策对学生的毕业去向、工作年限都有严格的要求。一些学生觉得过于严苛，有的还把协议调侃成“卖身契”，感觉从事中小学教育10年以上属于被“套牢”。对此，很多人建议适当放宽年限、调整“退出”机制等。
从提升政策效果的角度来看，不妨进行适当调整。比如可以先找一两个高校先行试点，为师范生退出建立更多“出口”。目前高校转专业的大门已越开越大，免费师范生也可以尝试“有进有出”——教师本身的职业吸引力越来越强，想投身其中的学生大有人在；另一方面，与其大门紧闭、留人留不住心，倒不如给想“反悔”的学生提供机会。这种调整无疑会提高管理成本，但为了人才培养、为了学生，值得一试。
此外，减少违约还要在执行中下更多功夫。比如填报志愿，很多家长、学生对免费师范生政策了解不细致、不全面，个别学校、老师甚至对于其义务、违约赔偿等信息有意淡化——从源头上减少不理性选择，也需要更多宣传、提供更多服务。
免费师范生可享受一系列优厚待遇，比如免除学费、住宿费、领取生活补贴，还“包分配”。但与享受待遇对应的就是履行当教师的义务。
实际上，早在2007年免费师范生制度最早在教育部直属六所师范大学推行之时，国家就规定违约学生必须退还各项费用并缴纳50%违约金，此后湖南、山东等省份也出台了类似的规定。因此，广东此次发布的相关履约管理办法，既非首创也无加码，只是再次重申这些已有原则。
一方面，享受了免费师范生身份的种种待遇，却不愿履行其义务，赔偿相关违约费用乃应然之举。一者，国家为了培养免费师范生投入了真金白银和政策优惠，免费师范生采取自愿报考原则，且签订了相关协议。不履约就要赔偿毫无争议。二者，违约从某种程度上看属于不诚信之举，无法兑现协议中的任教承诺，记录入“诚信档案”亦有道理。
但另一方面，也有必要站在学生的角度，理解学生违约的个人意愿。高考填报志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，年轻的学生们对未来发展很难有长远而成熟的看法。大学生在学校和专业上“吃后悔药”绝非个别现象，免费师范生在大学四年里对自己人生有了新的规划也并不出奇。对这些选择另外一条路的免费师范生，在承担违约责任的前提下，社会应多一些理解，少一些道德上的过分苛责。
设置违约条款的目的不是为了收取违约赔偿，而是为了减少违约发生，让更多学生愿意安心从教。遵循这一初衷，关于免费师范生违约这道难题，或许还有更为妥善的解决方案。
首先，可探索更有弹性、人性化的免费师范生退出机制。为了留住学生而设置违约条款是必要的，但违约成本过大，也可能反过来吓阻了一些原本有兴趣从教的年轻人。全国政协委员、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曾在全国两会上提交相关提案，建议适当放宽免费师范生的限制，指出10年服务教育战线和2年服务农村的期限过长。这一建议不无道理。此外，对那些在入读后不久就发现对从教没有兴趣的学生，也可设置中途退出机制，既降低了学生的违约成本，也为国家节省了资源。
其次，免费师范生违约现象，从根本上归因于教师职业尤其是基层教师、乡村教师的职业吸引力不足。因此，与其千方百计让学生“不敢”违约，不如想办法提高基层教师待遇，让学生“不想”违约。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乡村教师支持计划(2015~2020年)》，明确提出给乡村教师涨薪，并将依据学校艰苦边远程度实行差别化的补助标准，逐步形成“越往基层、越是艰苦，待遇越高”的激励机制。
此外，职称评聘向乡村学校倾斜等政策红包，都提升了基层教师的职业吸引力。未来，当基层教师、乡村教师成为一份更为体面、人人向往的职业之时，免费师范生的违约现象势必将大大减少。